“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以及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为世人所关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加焕发勃勃生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于10月26日—29日在北京举行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首次学术会议——“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学术界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陈映真、董金裕、吴清辉、沟口雄三、熊、墨子刻、艾尔曼、周颖南等100多人会聚一堂，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这一世纪课题。从会上的学术交流看，有丰富的学术信息，有生动的学术争论，有独到的学术见解。现将讨论问题概述如下：

一、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文化现象

与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科学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信息时代的许多经济产品也是文化产品，除影视、音乐和图书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外，服装业、餐饮业和旅游业也成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至于传媒业，就传媒的内容和技术手段来看，都具有文化内容。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包含有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而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揭示了这个不可分割的内容，很有意义。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有些学者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建立现代经济结构，这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某种机遇，问题是发展中国家以怎样的国策对待经济全球化这样的机遇。可以看出，中南美有些国家，由于对策不当，受到损失。而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实施的国策取得了成功。我国国策包含的要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需要建立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机制；要用法律和文化来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体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统一的科学技术体系及教育体制等，所有这些都不能离开世界。因此，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走向，其实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与世界关系的大问题。学者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不能离开世界，世界也不能离开中国，这是一个朴素而又坚实的真理。

三、对当前世界经济、文化现象的思考

学者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将会出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格局——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区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中东与北非地区。中华文化应该有一个恰当的定位：更新自身，开展文明对话，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坚持多样文化的互补共荣。目前，美国文化在传输中占有较强的地位，我们应当加以遏制。但这并不等于不向美国和世界学习对中华民族复兴有益的东西。撇开大众文化，就深层次的观念文化而言，西方国家并不只有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特性的价值观，而且有着多样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取其有益而摒弃有害的选择，并不是全盘否定。应当承认，我们对世界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了解得并不多，即或是专门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这方面也要下一番功夫。善于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的营养。在21世纪，我国需要有一大批有世界眼光的兼通中外文化的学者。

四、关于与中华文化走向有关的几个问题

1、中华文化“认同”的标准和尺度。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怎样才有“认同”感？这个认同的尺度和标准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人们饱经忧患和痛苦得出的结论。一个富强文明的中国屹立于东方，才为中华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中国人所需要的爱国主义精神。

2、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世界性的关系。与会学者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民族性，有个性；人类文化在个性中又含有一些共性；如果没有共性的因素，那么，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便成为不可能的事。民族性与世界性，也有另外的表述，如文化的趋同性和特殊性，这是研究文化多样化不能回避的问题。全球化指越来越多的“联合”，而非“类似”，各国文化以分流和相互联合的方式共存；本土文化不可能在全球化下消亡，反而可能衍生出新质文化。关于文化多样化的历史演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下，人类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种群体间的主体（人、知识、思想等）、客体（商品、货币等）的互动与交流在时空上达到了空前高度的压缩，文化分为强势和弱势，在注重强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弱势文化的发展。

3、关于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体文化问题。有的学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前提下应当发展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体文化，同时吸收优秀的外国文化。但关于中国民族主体文化的内涵，还缺少深入的讨论。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中，一些学者似乎更多地注意观念文化，至于其中更加具有魅力的艺术文化，如书法、绘画、音乐、戏曲、古代建筑等还应进一步研究。

4、在文化问题上的“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与会学者说，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明的启蒙者鲁迅先生等就已经提出向外国学习，“拿来”外国的优秀文化。到21世纪，与“拿来主义”相伴的应是“送去主义”，因为二者相辅相成。今年秋季由文化部主办的“中华文化美国行”取得成功，足以说明“送去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关于“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的相互关系，期待着学者们给予理论支持。

5、经济估量与广义文化估量的结合与统一。有学者提出，外国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增长给予高度评价，海外华人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欢欣鼓舞，国内的人则关注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如何克服问题。这说明，在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时候，既要有经济估量，又要有广义的文化估量；既要有宏观考察，又要有微观研究。我们对祖国经济的发展感到由衷高兴，充满信心，同时又应看到不少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任重道远的感受更加强烈。